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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锺书读过多少书?中文笔记3000余种

2016年03月25日 06:24    作者:江胜信    来源:中新网    [纠错]

 

  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。

 

    “古驿道上相失。”杨绛在 《我们仨》 一书中,用这样的梦境来形容1998年末与丈夫钱锺书的阴阳两隔。

  不留骨灰,不建墓碑,相失的钱先生遁影何方?

  整理完钱先生留下的211本外文笔记,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在心底为他竖起一座碑,墓志铭她都想好了,取自外文笔记中一句英文:“Without you,heaven would be too dull to bear/And hell will not be hell if you are there!(没有你,天堂也无聊至极;有你在,地狱也不是地狱! )”

  细想这句英文,或有两层意思吧:一是生者的倾诉;二是逝者的自语。那个比天堂或地狱都重要的“你”,对钱先生来说,不就是书么。书香弥漫处,灵魂栖息乡。

  都说钱先生是书痴,他一生读过多少书,可有谁知?

  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中略觅踪迹:1.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余种书籍,3.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余种书籍,多卷本文集仅算作“一种”,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了。一个人一生中,怎么可以读这么多书!

  以笔记为原矿,钱先生写了800多则被称作“日札”的读书心得和《谈艺录》《七缀集》《管锥编》等学术专著。仅《管锥编》就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,对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太平广记》《老子》《列子》《焦氏易林》《楚辞》等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释。如此蔚为大观,在钱先生看来,却只是“锥指管窥”。“管锥”二字可溯至《庄子·秋水》,“用管窥天,用锥指地也,不亦小乎?”面对书籍的“天地”之大,钱锺书感叹“瞥观疏记,识小积多,学焉未能,老之已至”。他对杨绛说:“我至少还想写一篇《韩愈》、一篇《杜甫》。”后因“多病意懒”,没能遂愿。

  重病住院之前,钱先生曾在报上撰文:“理想、节操、科学、艺术皆具有非商化的特质。”“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,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规则,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‘市侩化’,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。”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,经济涨潮,网络初兴,人心浮躁,价值观激荡,还有谁会沉下心来像他这样“做做学问”?时代之筛网得住金币,还能不能网得住文字?他即将离去,她业已衰老,曾陪伴他俩度过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的数百本笔记,还有用吗?

  “这些没有用了。”钱先生说。

  怎么会没有用呢,杨先生不信。“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,对于研究他的学问和中外文化的人,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。”

  今天将召开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出版座谈会。钱先生走后,年近九旬的杨先生独自“打扫战场”。她将钱锺书手稿分成三类,分别是“日札”、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。他们的这些宝贝不会散落在时代的尘埃里,而终将以文化遗产的深厚力量泽被后人。商务印书馆历时15年,于2003年将“日札”结集成3册《钱锺书手稿集·容安馆札记》,于2011年将中文笔记影印成20册 《钱锺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,于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48册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,外附一册总索引。杨先生为《钱锺书手稿集》写了总序,“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。但愿我这办法,‘死者如生,生者无愧’。”她打算把皇皇72卷巨制码放在客厅的矮柜上,旁边是钱先生的相片。“他准是又高兴,又得意,又惭愧,又感激。”杨先生曾说,“我是他的老伴儿,能体会他的心意。”

  这个家,在钱先生走后,“已经不复是家,只是我的客栈了”(见杨绛《我们仨》)。如今,“战场”打扫干净,杨先生“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‘回家’了”。

  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

  在打扫“战场”的过程中,杨先生找到一份钱先生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,但没头没尾。该文后来以 《欧洲文学里的中国》 为题,发在 《中国学术》2003年第1期。杨先生在按语里写道:“几位‘年轻,人 (当时我们称‘年轻,人,如今年纪都已不轻。) 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,叹恨没有下文。连声说:‘太遗憾了! 太遗憾了!,我心上隐隐作痛。他们哪里知道钱锺书的遗憾还大着呢! 这不过是一份资料而已。”

 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,却在“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”的情况下,将钱先生驳杂、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。他从希腊、罗马写到文艺复兴,以数十位欧洲作者、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,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,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。由此可见,《欧洲文学里的中国》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。

 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“比较文学”的标签。上世纪80年代,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,而是求打通,以打通拈出新意。”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:“打通”分三个层次,即“打通古今、打通中西、打通人文各学科”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钱锺书是架桥人。《欧洲文学里的中国》 是桥,《谈艺录》 是桥,《七缀集》 是桥,《管锥编》 是桥……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:在《管锥编》 中,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,外国文化为镜子,那么,是不是可以反过来,以外国文化为中心,以中国文化为镜子,用英文书写,再来一部 《〈管锥编〉 外编》 呢? 未及动笔,斯人已逝,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《外文笔记》中看出“桥”的雏形。

 

 

  钱锺书外文笔记手稿。

 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:这座“桥”已选好“木石砖瓦”

 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拉丁语、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,题材涉及文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心理学、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。

  “20世纪以来,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‘构建体系,之类的话头,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。”郭宏安说,“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,他说:‘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;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。……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,在整体上都垮塌了,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。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,住不得人、也唬不得人了,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。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。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,两者同样是零碎的。眼里只有长篇大论,瞧不起片言只语,甚至陶醉于数量,重视废话一吨,轻视微言一克,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———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。,”

  “长篇大论,纵使一吨,也是废话,必须弃;片言只语,纵使一克,也是微言,必须留;弃一吨,留一克,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,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!”郭宏安感慨道,“钱锺书先生的《外文笔记》 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,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…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‘体系,的学者敲响了警钟,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。”郭宏安将钱先生的《外文笔记》视为一座宝库,“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”。

 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:这座“桥”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

  “若要追随钱氏足迹,我们当从荷马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开始,经由维柯、薄迦丘、拉伯雷、伏尔泰、卢梭,一路拜会过康德、黑格尔、尼采、弗洛伊德,直至遭遇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。”

  赵一凡认为,钱先生的“打通”并非无根之木,该是受教于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导师。陈寅恪曾说“中体西用资循诱”,吴宓曾说“择善而从,比较出新”。钱先生自清华求学之始,就达成通学志向。以多种外语为翅膀,钱先生的“打通”可谓上天入地,穿越时空,纵横驰骋。赵一凡举例道:“胡塞尔、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,颇似 《红楼梦》 里的癞和尚、跛道士。钱锺书与之暗通款曲,引为知己。到了 《谈艺录》中,竟是同登一叶扁舟,携手飘然而去。”

  据赵一凡观察,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,包含三大重点: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;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;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。归国后,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书,当时的学生、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: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,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、当代文学、大一英文。“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,多讲英国。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,尤喜法国拉伯雷……所讲文学史,实是思想史。”许国璋又说:“师讲课,既语句洒脱,又无取冗长。学生听到会神处,往往停笔默诵。盖一次讲课,即是一篇好文章,一次美的感受。课堂板书,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。字体大而密,挺拔有致。凡板书,多为整段引语,拉丁语、古法语、意大利语。钱师,中国之大儒,今世之通人也。”许国璋的回忆或可印证赵一凡的观察。他俩都谈到了钱先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,谈到了他的“通”。这样的“通”不仅是钱先生个体的追求,也做到了上承和下传。

 

  钱锺书在“饱蠹楼读书记”第一册上写道:“廿五年 (一九三六年) 二月起,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,各携笔札,露钞雪纂、聊补三箧之无,铁画银钩,虚说千毫之秃,是为引。”

【责任编辑:黑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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